周瑜进取蜀的方略，一直是拥周派与拥诸葛拥曹集中争论的矛盾焦点。
　　《周瑜传》对周瑜提出方略是这样写的： 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日：“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

　　此时，从东吴的自身条件来看，取蜀已经有充分的条件：
　　１、从地理环境来看。周瑜已经击败曹仁，占据了江陵、夷陵，打开了通向西川的道路。此时的东吴舰队只须逆长江而上，穿过三峡可以顺利从鱼复（白帝城）进入巴蜀而无须经过险要的栈道。后来的东晋桓温伐蜀，走的是同样的逆行水道。姑且不论桓温的运气程度，但至少说明长江水路逆行的确可以通巴蜀。
　　2、从自身部队与将领来看。东吴水军的素质与实力无庸质疑。而这里就要说起一个与周瑜同样提出伐蜀建议的人：甘宁。
　　甘宁，是巴郡临江人，“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於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馀年。止不攻劫，颇读诸子，乃往依刘表”。 甘宁带领了八百门客与奴隶从益州投靠刘表，对地理环境相当熟悉，而且自身又是统兵的大将。如果说周瑜与鲁肃的取蜀方略不过是一个不知地理的空想，那么甘宁无疑给这个设想增添了切实可行的计划和路线。
　　纵然在入蜀的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意料不到的困难，但军事行动在很多场合下都是需要一定的运气和冒险精神的。 可以说，此刻的东吴伐蜀正是“万事齐备”。 

　　不过还有半句，却是“只欠刘备”。
　　在赤壁之战结束以后刘备就象是原本被巨石压住、而巨石忽然被移开的幼苗，异常迅速地成长起来。
　　周瑜攻击南郡不下给予了这位枭雄最好的机会。在追逐曹操至江陵未果之后，刘备立即掉头向南，迅速平定了荆州七郡中的南四郡。他“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不仅如此，而且“庐江营帅雷绪率部曲数万口归备”、“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急剧膨胀。 
　　此时刚刚公元208年12月，刘备就已经完成了征服工作。此后，周瑜提出取蜀方略并去世是公元210年年底，刘备一直在休养生息，他“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开始为他伐蜀打下物质基础。
　　反观东吴自公元208年末，周瑜与曹仁对峙以来，全国用兵不断。208年，赤壁罢兵后，周瑜甘宁曹仁三角对峙；进入十二月，孙权亲自围合肥；命令张昭攻九江郡的当涂；贺齐讨丹杨黟、歙贼。进入209年，三月份，孙权接到假情报被迫解除对合肥的包围；十二月，周瑜才击退曹仁，控制江陵。 虽然还有公元210年的一年恢复时间，但之前的长期消耗战必然会造成军队与粮草的损失严重。此刻刘备的实力虽然还比不上孙权，但也有资格摆出了分庭抗礼的架势，公然向孙权借取荆州。
　　刘备这时已经占据了荆州南部四郡，其余在孙权手上的荆州土地不过是南郡与江夏两郡而已。而在209年末，周瑜击退曹仁后，又将荆州长江南岸的土地全部划拨给他。此时刘备再借荆州的目的就是借取夷陵与江陵、借取取蜀的通道与基地，以便逐步完成他三分的梦想。
　　不仅如此，这次与其说是借取，倒不如说逼取。刘备的部队从周瑜将南岸土地分割与他时，就将部队的大本营驻扎在油口，改名为公安。在江陵下游，距离江陵不到10里，扼守了江陵的门户，它的重要性从日后吕蒙的进军路线可以看出。刘备此时驻军于此，用意之阴险，不言自明。如果周瑜有时间将他的方略实施，他面临的第一大敌人将不是曹操或者刘璋，而是在他进入蜀道还未立住脚跟就向他背后开刀的刘备。

　　那么周瑜有没有把握对付这种局势呢？周瑜向孙权提出取蜀方略与“隆中对”时诸葛亮对自己的才华的显示是两码事。假如在现在的公司任职，一个单凭空想、信口开河、同时又需要庞大预算的发展计划只能被老总当作擦屁股纸和该雇员的辞职报告。即便是在三国时也是一样：当拿出一个方略向主君提出建议时，周瑜如果没有完整的全盘计划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我倾向于周瑜在鲁肃提出这个战略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全盘的计划。并且这计划在他日后练兵的时候一点点完善起来。为什么周瑜在攻击南郡的时候那么着急单独攻击曹仁？并且让甘宁牢牢把握夷陵？一件事情往往有很多的因素决定，我认为周瑜头脑中的方略应当算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