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坚此番行为，也的确可以成为所谓“忠壮之烈”的楷模，所以在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对孙坚称赞有加。虽然孙坚的某些举动有些“获罪”之嫌，但对其“忠壮之烈”都是毫不怀疑的。
（二）
近来有文章评论孙坚是贼子，笔者认为实在有些牵强。以孙坚一生的作为来看，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有点太“抬举”孙坚了。因为通过后面的分析看，孙坚不仅没有贼子的行为，也没有贼子的头脑。其实说孙坚是个贼子，理由不外乎两个：一是所谓“匿玺背约”；二是所谓跨境用兵及诛杀官员。就这两个指责，笔者试做分析如下：
首先是“匿玺背约”，典出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山阳公载记》曰：“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这两个记载，都是裴松之在对《三国志》进行注引时加上的。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裴曰“臣松之以为孙坚於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於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再者，《吴书》和《山阳公载记》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怀疑。《吴书》的作者韦昭原本就是东吴的太史令，为增加孙氏政权“上顺天意”的合法色彩，特意加上玉玺这段“有德者居之”的故事，也是很有可能的；第三，众所周知，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参考了《吴书》、《魏略》等著作，象“匿玺背约”之类的记载肯定是看过，之所以不录入《三国志》，肯定是认为与事实不符。试想：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真有发生，以忠、孝为第一道德标准的古人，绝对不会忽略的。
其二是有评论指出的所谓“当时孙坚不但离开本郡（长沙郡）用兵零陵郡及桂阳郡，甚至还离开荆州，远征扬州豫章郡的宜春县。依照汉朝法律的规定「二千石的官吏，不但不得擅自发兵，用兵也不得出界」，孙坚违法犯纪，已有邈视汉室的不臣，万一因此犯罪而丢官下狱，得不偿失。虽然孙坚很义正严辞地巧妙回避，俨然有获罪无愧之大家风范，但是若把此时讨贼的官军，比照起后来堕落成盗贼，此番义词却变狡辩，这正是孙坚一生忠奸之间的分水岭。”及“但是一但权臣擅兵又不受控制时，从野心及犯行而言，作为形同盗贼。从孙坚后来诱杀荆州刺史王叡、斩首南阳太守张咨以及攻击荆州刘表，这与当初会稽叛贼攻击郡县、荆州黄巾燔烧郡县杀害长吏、凉州边章及韩遂之叛乱、还有长沙区星率众攻围城邑等，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孙坚的个人性格。所谓的社会大环境是，汉末黄巾作乱，盗贼横行，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东汉王朝的普遍现象，非一州一郡可以自行解决的，再加上当时东汉末年皇权衰落，因此当出现黄巾作乱、盗贼横行之时，向其它地区派兵并非孤立现象。据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徐州黄巾作乱，孙坚还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另外，有分析认为：孙坚的行为前后并没有根本的转变。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转变只是由于朝廷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中，中央朝廷是否具有合法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继承的程序上，正因为此，世袭制因其稳定性得以长期坚持。黄巾起义并没有直接造成中央无法控制地方，朝廷号召各地起义兵平乱，但以皇甫嵩为统帅的朝廷军队依然能够控制全国的局势。这一局势的前提是朝廷的合法性在士大夫阶层没有受到质疑。但董卓当政并行废立之后，这一前提没有了，所以各地的诸侯开始各专其命。 在朝廷失去权威性的时候，社会阶层中积累起来的社会权力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像袁绍、袁术凭借其世家大族所积累起的社会资源开始填补临时的权力真空；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孙坚的奋斗在开始时，个人的成名欲望是建立在为朝廷建功的基础上的，在朝廷失去权威性时，他们的努力仍是要恢复朝廷原先的权威性，像孙坚这样非世家大族者，在没有与地方大族结合以前，寻求的主要是军功，所以他奋斗的目标不是占有多少地盘，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朝廷的承认，他无法占有什么地盘。因为此时虽然朝廷的权威已受到置疑，但仍然是天命的唯一来源（虽然已削弱）。这种分析是颇有见地的。其实孙坚的目的是比较单纯的。据裴松之《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吴录》曰：“是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於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孙坚在出兵之前已经很清楚越界的后果，一番表白不应看做是巧妙回避，应该是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