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有评论指出的所谓“当时孙坚不但离开本郡（长沙郡）用兵零陵郡及桂阳郡，甚至还离开荆州，远征扬州豫章郡的宜春县。依照汉朝法律的规定「二千石的官吏，不但不得擅自发兵，用兵也不得出界」，孙坚违法犯纪，已有邈视汉室的不臣，万一因此犯罪而丢官下狱，得不偿失。虽然孙坚很义正严辞地巧妙回避，俨然有获罪无愧之大家风范，但是若把此时讨贼的官军，比照起后来堕落成盗贼，此番义词却变狡辩，这正是孙坚一生忠奸之间的分水岭。”及“但是一但权臣擅兵又不受控制时，从野心及犯行而言，作为形同盗贼。从孙坚后来诱杀荆州刺史王叡、斩首南阳太守张咨以及攻击荆州刘表，这与当初会稽叛贼攻击郡县、荆州黄巾燔烧郡县杀害长吏、凉州边章及韩遂之叛乱、还有长沙区星率众攻围城邑等，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孙坚的个人性格。所谓的社会大环境是，汉末黄巾作乱，盗贼横行，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东汉王朝的普遍现象，非一州一郡可以自行解决的，再加上当时东汉末年皇权衰落，因此当出现黄巾作乱、盗贼横行之时，向其它地区派兵并非孤立现象。据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徐州黄巾作乱，孙坚还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另外，有分析认为：孙坚的行为前后并没有根本的转变。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转变只是由于朝廷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中，中央朝廷是否具有合法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继承的程序上，正因为此，世袭制因其稳定性得以长期坚持。黄巾起义并没有直接造成中央无法控制地方，朝廷号召各地起义兵平乱，但以皇甫嵩为统帅的朝廷军队依然能够控制全国的局势。这一局势的前提是朝廷的合法性在士大夫阶层没有受到质疑。但董卓当政并行废立之后，这一前提没有了，所以各地的诸侯开始各专其命。  在朝廷失去权威性的时候，社会阶层中积累起来的社会权力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像袁绍、袁术凭借其世家大族所积累起的社会资源开始填补临时的权力真空；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孙坚的奋斗在开始时，个人的成名欲望是建立在为朝廷建功的基础上的，在朝廷失去权威性时，他们的努力仍是要恢复朝廷原先的权威性，像孙坚这样非世家大族者，在没有与地方大族结合以前，寻求的主要是军功，所以他奋斗的目标不是占有多少地盘，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朝廷的承认，他无法占有什么地盘。因为此时虽然朝廷的权威已受到置疑，但仍然是天命的唯一来源（虽然已削弱）。这种分析是颇有见地的。其实孙坚的目的是比较单纯的。据裴松之《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吴录》曰：“是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於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孙坚在出兵之前已经很清楚越界的后果，一番表白不应看做是巧妙回避，应该是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
                                   （三）
    以孙坚短短的三十七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孙坚并非象某些评论所写的“心高志大，敢于问津帝王之霸业”，而是从未有过邈视汉室的不臣之心，之所以会被人误解，实乃个人性格所至。
    历史上的孙坚虽说是孙武之后，《吴书》的作者韦昭吹捧他是“坚世仕吴，家於富春，葬於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虽然韦昭极力替孙坚涂脂抹粉，但经过陈寅恪先生考证，富春孙氏其实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更有人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泼皮无赖出身），从刘义庆的《幽明录》“种瓜为业”和陈寿 “孤微发迹”的记载来看，应该是所言属实。十七岁时，孙坚因斩杀海盗胡玉的手下而一举成名，被官府召作假尉。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许昌在句章起事，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许韶聚众造反。孙坚以郡司马的身份招募勇士，征得千余人，与州郡联合将其击败。被任命为盐渎县（今江苏盐城）县丞，几年后迁为盱眙县（今江苏今县西南）县丞，又转为下坯县（今江苏睢宁北）县丞。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孙坚随朱儁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为佐军司马。《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说孙坚“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一次在战斗中，孙坚受伤落马，横卧草丛之中。其军分散，不知他在何处。孙坚所骑骢马驰返营地，用蹄掌刨地呼鸣，将士们跟随青白马在草丛找到了孙坚。孙坚休养了十几天，伤好了一点就立刻派兵出战。在宛城一役中，孙坚身先士卒、率先登城，在他的带动下，部下蜂拥而上，很快取得胜利。孙坚也因为此役的出色表现而升任别部司马。参加联军讨伐董卓途中，孙坚先后斩杀朝廷地方官员王睿、张咨；在与董卓的较量之中，他能在失败后马上重新集结队伍，迅速发起反攻并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