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诸葛亮治蜀   

内修政理   
   内修政理是诸葛亮治蜀的一个中心问题，其基本方针即「治实不治名」。   
   益州本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左思〈蜀都赋〉写到那时的蜀中是：「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闤闠之里，俊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何况又有盐井、铁山。在这个基础上，商业也发展了，成都西市，被称为「万商之渊」，「罗肆巨千」。可农民、手工工人所创造的财富，都落入了三蜀之豪」的腰包。三蜀之豪，有自己的田庄、徒附、部曲、奴婢。诸葛亮说李严罢免，犹有「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李严之子李丰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蜀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与李丰教〉〕这些上家恣情压迫农民，引发了农民起义。灵帝中平五年，益州马相起兵於绵竹，自号黄巾」，杀刺史郤俭，进攻巴郡、犍为，有众数万人，马相自称天子。〔《後汉书·灵帝纪》〕汉末政失於宽，刘焉、刘璋父子和袁绍一样，在益州「以宽济宽」，「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宽容三蜀豪强。这种政策，使「蜀土人士专权自恣」，更有所发展。〔《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蜀中人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法正传〉与刘璋书〕诸葛亮看到了蜀中「致弊，实由於此」〔〈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蜀中情况可用一个「乱」字来概括。诸葛亮在内修政理上，针对蜀中情况，制定了一整套由乱到治的方针。这就是〈便宜十六策·治乱策〉提到的方针，而最重要的是「先理强，後理弱」一条。理强，即打击蜀土人士的专权自恣，消除「思为乱者·十户而八」的危险局面；理弱，即扶植自由农，发展生产。之所以要「先理强，後理弱」，是因为强民专权自恣的问题不解决，弱民的安宁、生产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条方针是「治实」在内修政理上的集中表现。   
    先谈理强。理强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专权自恣的强民，采用「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政策〔〈诸葛亮传〉注引《蜀记》〕；二是制定用人标准，起用有「才策功干」，「忧公如家」之士。   
  《蜀志·伊籍传》说伊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现在《蜀科》看不到了，但可想见有它本身的特点。从实际情况来看，〈张裔传〉记载张裔常称道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写的评语中又说：「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这表明诸葛亮把「威之以法」和「服罪输情」结合到了一起。用法无私，服罪可释，所以法虽峻而无怨，贤愚「佥忘其身」。例子是有的，如李严被废为民，徙梓潼郡，诸葛亮在与其子李丰教中明言：若能「思负一意」，则「否可复通，逝可复还。」〔〈李严传〉注引〕把「服罪输情虽重必释」，用到刑法上去，这在法制史上罕见。本人服罪输情既可免罪，子女，家族连坐之制，势必革除。在《蜀志》中，看不到诸葛亮当政时期还有什麼连坐。李严犯罪，李丰仍旧官至朱提太守。魏晋时期，人们纷纷称道诸葛亮能用刑，为秦汉以来所未有〔参见〈李严传〉注引习凿齿语〕，原因也在这裏。在用人上，最可注意的，是他提出过七条用人标准或者说七个考核办法。「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集·文集〉卷四〈将宛·如人性〉〕他看到人的「美恶既殊，情貌不一」，但能坚持这七条，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致错用坏人，庸才。此外，要看到诸葛亮用人，是既「限之以爵」，又「尽时人之器用」〔《蜀志·杨洪传》〕。限之以爵，用张裔的话说，是「爵不可以无功取」。这就限制了权势之门做官的权利，革除了东汉凭出身世族可袭封爵的制度。爵不可以无功取，是符合上述七条标准的。真正的贤才，不受限之以爵的约束。例如杨洪、何祗，《蜀志·杨洪传》说杨洪〈犍为武阳人〉本是李严的功曹，因为「忠清款亮，忧公如家」，李严还没有到犍为去做太守，杨洪便已被起用为蜀郡太守了；何祗本是杨洪的门下书佐，因为「有才策功干」，几年便做了广汉太守，而杨洪还是蜀郡太守。 "又〈杨洪传〉注提到广汉王离，「亦以才干显，为督军从事，推法平当，稍迁代〔何〕祗为犍为太守，治有美绩」。〈杨戏传〉马盛衡、马承伯赞注提到阗中姚佃被诸葛亮辟为掾属，「并进文武之士」，称赞他说：「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这也符合七条标准。或谓诸葛亮排斥益州人物，上引却都是益州人物。〈杨洪传〉明言「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说诸葛亮排斥西土人物的，对此话似未深思。诸葛亮用人只是凭七条标准，别无其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