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用这种理强的办法，在政治确实收到了由乱到治的效果，蜀中号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诸葛亮传〉臣寿等言〕  
    再谈理弱。在诸葛亮看来，不先理强，就不能使「强不侵弱」，「理强则弱伸」，只有先理强，才能收到理弱的效果。诸葛亮是怎样理弱的呢？他抓住了「为政以安民为本」。《蜀志·蒋琬传》说诸葛亮称赞蒋琬，「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这正是诸葛亮自己的政策。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蜀志·後主传》建兴二年〕；「以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蜀志·杜微传》诸葛亮与社微书〕。这裏所谓「民」，指的是那些负担赋役的「弱民」，即有户籍的自由农户。诸葛亮还说过：「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便宜十六策·治人〉〕这是诸葛亮「理弱」的方针。   
   诸葛亮使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具」〔〈张裔传〉〕，发征丁一千二百人主护都江堰，是与理弱相配合的措施。诸葛亮的「先理强，後理弱」的方针政策，改善了蜀国的政治。蜀中经济的发展因此较快。〈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说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蜀末号称「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蒋琬传〉。〈後主传〉也有「百姓布野，馀粮栖亩」之言〕。这改变了「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诸葛亮集·文集〉卷二〈教〉〕的面貌。诸葛亮自己说得好：「老子长於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於理法，不可以从教化；....此任长之术也。」〔同书卷二〈论诸子〉〕所谓「任长」，表明他吸收了各家所长，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治国之道。而他这套治国之道，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治实精神与用人标准上。唯其如此，所以陈寿等人说诸葛亮死後，「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诸葛亮传〉〕。   
南抚夷越   
   东汉以来，民族关系一直很紧张，与南中夷族〔在《後汉书·西南夷传》中，「夷汉」常连称，表明夷人已有和汉人杂居者。哀牢〔之昌〕「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出产濮竹、铜、铁等物，生产很发达。汉末夷人中已有大姓，且有居官「富及累世」的夜郎〔牂柯〉尹珍官至荆州刺史。〕的关系也不例外。马谡对诸葛亮说过：「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刘备死於白帝城，夷人益州〈滇〉大姓雍闓便乘机起兵，牂柯〔夜郎〕太守朱褒以郡叛应雍闓，越隽〈邛都〉夷人高定亦反，民族问题不容诸葛亮不去解决。   
   目前，对诸葛亮民族政策的看法，仍旧存在分歧。人们忽略了诸葛亮治蜀的基本方针，是「治实不治名」，分歧之来，实由於此《诸葛亮集·文集》卷四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篇，表明诸葛亮注意到民族问题的研究。他的民族政策，同样建立在治实的基础之上。在南征之前，他发布了〈南征教〉：「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集·文集》卷二〕此教一反东汉对少数民族的力服〔屠杀〕政策为心服政策，集中地体现了诸葛亮在民族问题上的治实精神。力服不能解决而只能激化民族矛盾，这已为东汉的民族史所证明。   
  《蜀志·马谡传》说到这条方针是建兴三年出兵前夕，马谡提出来的。而《玉海》谓建兴元年，诸葛亮因将南征，制〈南征教〉，张澍以为〈玉海〉「当有据」〔同上〈南征教〉案语〉。事实上对南越主「抚」，是隆中对策的既定方针。这条方针既在进兵南中时又在南中既定後贯彻执行。诸葛亮顺利地进至滇池，不在兵战，而在「七虏七赦」〔《华阳国志·南中志》〕为「夷汉所服」的孟获。此事古人已有疑之者〔见卢弼《三国志集解》〕，今人亦或疑之。若联系诸葛亮的治实精神和攻心之策，我想便可释然了。南中既定，诸葛亮采取了「皆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当时有人以为宜留「外人」，诸葛亮指出：「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这「三不易」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再次体现了诸葛亮的攻心为上的思想。由於用其渠帅，不留外人，从而在南中取得了「夷汉粗安」的效果。〔引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攻心」政策是延续的。我们知道诸葛亮曾为昆明画「国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昆明祖之〉、龙生夷及牛马羊，後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赉金宝诣之象以赐夷」，同时「又与瑞锦铁券」。〔《华阳国志·南中志》总论及永昌郡条〕从所画的内容和给与瑞锦、铁券来看，虽有要求夷人服从蜀汉君长、城府统治的目的，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求夷人与汉族友好，汉不侵夷，夷不犯汉。「夷人甚重之」，每刺史、校尉到临，「赉以呈诣，动亦如之。」表明此後夷汉两族友好关系，有了新发展。凡此皆可表明诸葛亮在民族问题上的治实精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诸葛亮南抚夷越，是继汉武帝通西南夷以後，夷汉两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