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为他后来入京辅政奠定了基础。
　　由上述可知，自黄武初以来，诸葛恪进入太子东宫宾友集团，并成为其中的领袖人物，以至赤乌间位列大将军，其地位上升之快、权位之重，一帆风顺，令人侧目。何以如此呢？这显然与孙权的精心设计和具体安排是分不开的，而孙权对诸葛恪的奖掖、提携则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孙吴自立国以来，其统治集团主要由三种势力构成：一是孙氏宗族势力；二是江北流寓人士；三是江东本土大族。由于阶级差别和利益冲突，一开始江东地方大族是抵制孙氏武装势力的，孙氏对他们也采取了“诛其英豪”的政策，而对流寓人士则加以扶持。建安后期，孙权意欲正式建国号于江东，必须赢得江东地区大族的广泛支持，于是推行一系列的“江东化”政策，其核心便是“以吴人治吴”[15]。在这一过程中，陆逊先为上流军事长官，顾雍后为丞相，成为孙吴“江东化”的标志。不过，必须指出，孙权作为一位具有很强的专制欲望的割据君主，他对江东本土大族垄断孙吴军政大局的状况是心存担忧的，他一直在暗中提携、培植侨寓人士的势力，以遏制江东大族势力的膨胀。孙吴地方社会的人才选举与曹魏相似，也受到汉代“乡举里选”传统的影响，控制在地方大族手中。而侨寓人士一方面由于脱离乡里，在选举中自然处于劣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人才较少，随着汉末流迁英俊的逐渐凋零，其力量不断削弱。这样，在孙吴政权“江东化”背景下，孙吴皇族、皇权与侨寓人士尽管在思想文化观念与利益倾向上也存在种种矛盾，但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结成政治同盟，以制约江东地方大族势力[16]。从黄武年间以来，孙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政治斗争，这背后主要是孙权操纵，但都援引、优遇侨寓势力，目的在于打击江东大族，如“暨艳案”、“吕壹事件”、“二宫构争”等，无不如此，以致有不少学者习惯用南、北人士的冲突、斗争的线索来解释孙吴政治史的发展规律[17]。确实，侨寓人士比江东人物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更强。孙权在立太子后，其东宫宾友中，可考者以北人为主：诸葛恪，琅邪人；张休，彭城人；陈表，庐江人；羊衜、谢景，南阳人；范慎，广陵人；只有顾谭为吴郡人，刁玄为丹杨人。如果太子登得以继位，其核心辅助集团必然以北方流寓人士的后进人士为主，而诸葛恪则因其才能及其家族地位，成为孙权的重点培养对象。在这一背景下，诸葛恪在上升过程中，为贯彻孙权的政治意图，必然要与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发生矛盾冲突。据《三国志·陆逊传》，逊为江东大族首望，他曾谓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篾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三国志》恪本传，赤乌中，恪特与陆逊书云：“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雕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这是陆逊让人转信给恪，提醒他有关用人标准等问题，恪回信表示赞同：“恪知逊以此嫌已，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这说明恪的有关政策、言行与陆逊相左，逊特转言批评，恪回信解释以消除矛盾。恪何以与位隆权重的陆逊相抗呢？恐怕主要是执行孙权的意见。
　　不过，赤乌年间的“二宫构争”中，诸葛恪的态度竟与孙权相左，而与陆逊一致，颇令人费解。所谓“二宫构争”，是孙权一手导演的皇位继承人的斗争。太子孙登于赤乌四年早逝，权立三子和为太子，但同时扶持四子鲁王霸，形成“二宫构争”的局面，以致“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而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18]。太子和党的领袖是陆逊，其他骨干分子也多为吴地大族子弟，而诸葛恪深知孙权支持鲁王，但仍站在太子一边，如何理解呢？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观念上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具体原因，即太子和妃为恪之外甥女，和之废黜与否，与恪之个人及家族的兴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他附和陆逊，支持太子和。不仅如此，恪后来主政，还想恢复废太子和的地位。《三国志·吴书·孙和传》：“太元二年正月，封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于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在家族本位的情况下，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因素。诸葛恪以为孙权最终会听取大多数朝臣的建议，维护太子和的地位，于是他也支持孙和。另外，太子和的母亲王氏为琅邪人，与诸葛氏为乡里，恐怕早有往来。孙吴宫闱制度混乱，影响政治甚大，这点恐也值得注意。当然，作为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人物，诸葛恪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一斗争中的变数，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又将自己的长子绰安排到鲁王霸党之中，《三国志》恪本传：“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恪父子在“二宫构争”中脚踩两只船，最终使其长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表明诸葛恪对此事的态度，主要出于现实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虑[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