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杨仪带领着十万大军，又杀掉了最主要的争权者魏延，但是依然不能确认自己能否真正接诸葛亮的任，还要去找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可见并没有被诸葛亮委以继任大权。否则，有费祎和姜维等参加过所谓秘密军事会议的人出面做证，谁能反对其继任呢？ 
第三，如果诸葛亮平生就认定杨仪“性狷狭”，而“意在蒋琬”，则更不可能把十万大军的军权交给杨仪了。试想：两人当时其实职务是一样的，都是丞相长史，只不过一个随军，一个留府。如果诸葛亮安排杨仪继任十万大军，回去后蒋琬还可能PK掉他夺权吗？ 
所以，从蜀汉各方面的记载看，都反映出：诸葛亮并没有把军权交给杨仪，哪怕是临时退军的军权。由于蜀汉方面后来已经对这次事件定性为内部争权斗争，因此，这种政治斗争在本国多是极力隐晦和保密的，而在敌方的记载中，反而可以看到事情的真相。 

四、敌国方面对魏延事件的记载 
——《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见三国志魏延传裴注） 
实际上，魏国方面的这个记载，才真正反映出了事情的真相。裴松之以及现代易中天等认为敌国言论不可信其实不然。《魏略》这个记载，有很多理由说明它即合理又可信： 
第一，诸葛亮临终前，安排时在场人员是：魏延等。这才是正常而合理的情况，注意是不排除任何高级官员的。诸葛亮不是神。他不可能预先知道魏延要“造反”，还不让其来开高级军事会议，又安排一旦其造反就不管他自行撤退。如果诸葛亮有此先见之明，则应提前把魏延叫来并解除兵权。但是诸葛亮没有这样做。这个军事会议，安排的就是由魏延这个当时具有“假节”授权的二号人物，来负责全军的安全撤退。 
第二，诸葛亮嘱托大家：“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其实诸葛亮后来的接班人蒋、费都是遵守诸葛亮这个临终嘱托的。蒋琬是一次也没有北伐，而费祎也没有主动北伐过。这证明：诸葛亮确实有过这样的临终嘱托。 
第三，诸葛亮命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这个继任情况，是符合当时蜀汉的正常接任规则和战场局势的。理由前面已经介绍，不仅魏延是当时诸葛亮的副职、二号人物，又“假节”，最适合接任统帅部队，而且魏延军事能力最强，对于安全带领蜀军撤退也是最好的选择。而撤退回到褒口（也就是褒斜谷的南口，即蜀军已经安全撤回后）之后才发丧，也是避免在撤退中军心不稳的合理命令。 
第四，“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为什么杨仪害怕魏延，而魏延并没有担心杨仪对付自己？因为魏延有“假节”，而杨仪没有。也就是说魏延在外面就可以用违反军令的理由杀掉杨仪，而杨仪从法律上说是无这个权力的。所以，如果魏延要杀杨仪，是可以正大光明地杀的，而杨仪要杀魏延则必须要搞政变。而两人是因不和而发生的冲突，在蜀汉皇帝的传记里是已经定性的，则自然是杨仪发动政变杀掉了魏延。 
第五，魏延为什么打不过杨仪一个文职？这里也说明了：“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魏延本身就没有杀杨仪的意思，可能还有低估杨仪的可能，以为一个文职能政变？因此在被杨仪突然政变后，只能带少数亲兵逃走，结果被杨仪的政变军队所追杀。 
第六，《魏略》做为敌方的资料，可以不受各种政治斗争隐晦的限制，而记载出事情的真相。反之，蜀汉方面，由于该事件基本牵扯到了当时以及后来大部分蜀汉高级官员，比如：蒋琬、费祎、姜维、董允、王平、马岱、杨仪，因此不能不加隐晦。《魏略》的记载是如此的合情合理，而《蜀书魏延传》的记载又是如此漏洞百出，谁记载了魏延事件的真相，就完全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