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起,孟繁仁接连发表《〈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徐发现的《罗氏家谱》为主要依据,将"太原"说进一步坐实为"清徐"说,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难以成立.
  1994年,刘颖独辟蹊径,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