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殷祭及功臣配飨祭之仪式虽然各时期会有所变革损益，但大致仪节应不会有很大差异。兹引《宋书》中有关记载如下： 

　　“殷祠，皇帝散齐七日，致齐三日。百官清者亦如之。……祠之日，车驾出，百官……，各依宣摄从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龙衮之服，升金银车，到庙北门讫。治礼、谒者各引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车入庙，脱舄，盥及洗爵，讫，升殿。初献，奠爵，乐奏。太祝令跪读祝文，讫，进奠神座前，皇帝还本位。博士引太尉亚献，讫，谒者又引光禄勋终献。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其功臣配飨者，设坐于庭，谒者奠爵于馔前。皇帝不亲祠，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太常亚献，光禄勋终献也。” [53] 

　　除了定时举行的时祭和禘、祫（殷）祭礼外，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时，往往要举行临时性的祭庙礼，即所谓的告庙之制。《礼记·文王世子》：“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练祥则告。”秦汉、魏晋时期多遵此礼。汉献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以禅魏。魏明帝谥汉末帝山阳公为孝献皇帝，使有司告祠文帝庙，示不敢自专之意。吴太平三年（258），孙琳使光禄勋孟宗以废少帝孙亮事使告于孙权庙。西晋泰始元年，司马炎禅魏建晋，遣太仆刘原告于太庙。据《晋书》记载，东晋初期不行告庙之礼：“至江左其礼废。至成帝咸和三年，苏峻覆乱京都，温峤等立行庙于白石，复行其典。” [54] 据考，这一论断并不确切。晋元帝太兴四年（321），鲜卑奉送皇帝信玺，元帝行告庙之礼后受之，就是东晋初犹行告庙礼的证据。晋时循古礼在宗庙行加冠礼。晋惠帝永平元年（291）春皇太子冠，见于太庙。东晋沿袭而不改，穆帝、孝武帝加元服，皆先以币告庙后又庙见。又据《仪礼·士昏礼》，士若婚而父母皆亡，则于婚后第三月使新妇见先祖于庙。东晋成帝咸康二年二月立皇后杜氏，夏四月，皇后见于太庙。穆帝升平元年（357）八月立皇后何氏，冬十月，皇后见于太庙。 

　　古礼，天子诸侯殷祭先祖时，立有功勋的臣僚亦得以配飨受祭。《周礼·夏官·司马》曰：“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蒸。”汉时祭祀功臣于宗庙之庭。魏时高堂隆议，行功臣配飨之礼的目的在于尊崇其德，明其勋，以劝嗣臣。功臣祭祀之礼，皆依生前尊卑之序，以为位次。曹魏分别于青龙元年（233）、正始四年、五年三次诏以夏侯敦、曹仁、程昱、曹真、曹休、夏侯尚、桓阶、陈群、荀攸等二十四人配飨于宗庙。晋禅魏后，按照石苞的建议，魏宗庙配飨的功臣皆迁于陈留国魏宗庙继续受祭。晋时继续沿袭此礼。咸宁元年（275），以郑冲、裴秀、王沈、何曾、贾充、荀勖、羊祜及宗室安平献王孚、齐王司马攸等12人列于铭飨。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思潮，对国家礼仪典章制度的影响也日益凸显。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学术、社会领域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动，然而当时统治阶层对儒家学说，尤其是礼学在宣扬教化、维持社会统治秩序方面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时期五礼国家体系化、制度化萌芽、初步完善。汉魏之际出现的郑玄经说，与魏晋之际出现的王肃经说，对这一时期皇帝宗庙立庙、祭祀礼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礼制制定者并没有拘泥于儒家经典之记载和郑、王等儒学大师权威诠释，而是依据适时原则多有变更。师古、适时，兼顾情、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皇帝宗庙礼制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当时畅扬人性的时代思潮在礼制领域具体微观的反映。以“不循古礼”而对之横加指责，恰恰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特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