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周瑜传》：“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 
　　
 《三国志·朱治传》：“权年十五，治举为孝廉。后策薨，治与张昭等共尊奉权。” 
　　
 《三国志·程普传》：“裙策薨，与张昭等共辅孙权，遂周旋三郡，平讨不服。” 
　　
 《三国志·董袭传》：“瘢策薨，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袭。” 
　　
 正是由于张昭的不懈努力，方能团结东吴大部分文武，才使得孙权得以顺利地继承孙策的事业。 
　　
 其次，吸收和安抚宾旅寄寓之士。《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辩亡论》提到： 
　
 　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士矣。 
　
 　关于这一点，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提到：“孙权也力求缓解与宾旅寄寓之士之间的紧张关系，团结他们以巩固在江东的统治。这样，在孙策时蛰不出的许多宾客也归心孙权。张昭、周瑜在这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对于张昭在这个时期的作用，王永平认为：“孙权即位之初，作为孙策首席顾命大臣，张昭成为孙氏政权的主心骨。正因为如此，孙权对张昭十分尊重……可见当时（孙吴）的倚重及其作用之显著（见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一书）。” 
　　
 根据以上史料的记载和学者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此时的张昭如日中天，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了。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张昭并没有延续这个良好的势头，而是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 
　　
 四 
　　说来也奇怪，从张昭辅佐孙权之初的这四项举措之后，史料中记载张昭的事迹基本上都变成了张昭与孙权、周瑜、甘宁等人的冲突上了。先来看看在东吴建国前的几段材料： 
　
 　1.《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 
　　
 这次分歧应该说孙权同张昭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分歧。初步争论没有达成共识，最后只好将孙权的母亲------也就是后人俗称的吴国太给搬了出来，才拿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遂不送质”。 
　　
 2.《资治通鉴》第六十五卷： 
　　曹操遗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臣下，莫不响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拮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鲁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权叹息曰：“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 
　　
 这两个记载，后世的评论较多，大都认为张昭是不想走军阀割据的道路。南北朝裴松之就认为： 
　　
 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籓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风顺服，宠灵之厚，其可测量哉！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 
　　
 这种观点也为现代一些学者所赞同。王永平在《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一书也认为： 
　　
 张昭以为孙权在舆论、实力两方面都无法与曹操相比。其中在舆论上，曹操“托名汉相”，“动以朝廷为辞”，对张昭等人具有极大的心理征服力。作为儒学名士，张昭等人深受名节观念的熏染，东汉王朝虽然名存实亡，但其名分依然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