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楼
（三）少数民族政策
诸葛亮对于夷越采取“抚”的方针，提出“夷汉分治”“助其发展”的两项策略。基本措施是：
1、重新细化行政区域，把四郡改为七郡，加强了蜀汉的中央集权；
2、削弱大姓和夷帅，并广收忠于蜀汉政权的俊杰，把有威望调到成都任职（比如孟获），也把一些留任南中各郡，以达到收纳民心的效果；
3、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其发展。只要夷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就能够提高夷民对蜀汉政权的向心力，然后也不容易被有居心和试图割据的豪强和山寇所利用；
4、提出“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其时不是完全不留兵，负责南中事务的有马忠、张嶷和李恢，随时应变南中变化。比如诸葛亮刚返回成都，就有不服气的豪强想再次伺机割据，被李恢大破，李恢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耕牛战马以充国库，而李恢所用的军资都是南中豪强的。
民族融合并不是可以一促而就的，诸葛亮提出了好的方针政策，但是必须长远的贯彻才行，毕竟民族文化差异性大。诸葛亮也非常务实的提出“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基本目标。其实诸葛亮的这个政策短期内已经取得很显著的成效，诸葛亮生前虽然发生一两次不服气的豪强或盗贼作了小乱，但是蜀汉后方基本上是稳定的，夷民的心是向着蜀汉政权的。
（四）稳定的政治架构
政治架构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性，政略的实施需要这个国家机构去推行，推行的好坏关系到政策结果的好坏。刘备集团入蜀后，就按照名望、才能和势力构建了政治架构。综观蜀汉从建国到灭亡，中央集权都是稳定的，即便是昏弱的阿斗后期，政权都是牢握在手，而且蜀汉也从没有发生过升级到表面化的权力斗争，实属难得。
诸葛亮说到，“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可见治国的根本在于举贤，而举了贤才可以使国家安定，并指出历史从来没有说得到贤才会令国家危急的。
1、要善举才：
“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诸葛亮指出选举人才要善于从隐处发现。
比如蒋琬非百里之才，任小职而失职，刘备怒而戮，诸葛亮求情，刘备雅敬亮，乃不加罪。还有庞统和刘巴，他们都是差点跟蜀汉擦肩而过的人才。
2、察人用人：
诸葛亮提出知人性之道：“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比如杨洪，刘备急书诸葛亮发兵，诸葛亮就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诸葛亮认为他挺有见识，正合自己意，于是提拔暂领法正的蜀郡太守之职，之后表现非常出色，便改为正职。这就是诸葛亮“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提拔上来的，同时也可以反映诸葛亮虚心纳谏、集思广益的作风。
关于马谡好议军计，诸葛亮很是欣赏，打算给予实践的机会，孰不知马谡会违亮节度，这是诸葛亮有生以来的一次失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3、作政治思想工作：
比如关羽对马超的人事安排有疑问，写信问中央的诸葛亮，诸葛亮很巧妙的回了信，立即使关羽释然，关羽还兴奋的拿着诸葛亮的信到处示人。这封信能有这么大的份量可以看出，关羽及其周边的官员都是很敬重诸葛亮的。
还有张飞敬慕刘巴，但刘巴却看不起他，结果受了气，诸葛亮而后到刘巴那儿为张飞说好话。另外诸葛亮写过信调解了张裔对杨洪的误解，知道了杨洪的大公无私，同时也调解张裔与他下属的矛盾。只有魏延杨仪这一对水火不容，但诸葛亮生前都尽其才，逝世前出于大局作了最妥当的安排，察人是精准的。
4、危害社稷的予以合理的处理：
比如廖立自以为才名只在诸葛亮之下，不料确在李严等诸人之下，甚为不满，于是把满朝文武包括刘备都批个遍，这在军队里可以说是扰乱军心，诸葛亮把它流放。
李严多次把个人私欲凌驾于国利之上，最后失节，诸葛亮把他贬为庶民。但是诸葛亮属于只要知错而能改之的，还是会重用，不料诸葛亮病逝，他们也就没机会，且面对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也未免心有惭愧。
“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
5、兴办教育：
诸葛亮注重国民素质教育和培养人才，说诸葛亮没有培养人才那是很冤的，说诸葛亮没有培养阿斗也就更说不过去。刘备病危期，诸葛亮住在白帝，百忙之中奋笔疾书，抄写10万余字的申、管、六韬等帝王必修课寄给阿斗（诸葛亮是因材施教的，估计里面有批注），然后在《出师表》劝谏“亲贤臣，远小人”“不宜妄自菲薄”“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另外在《临终遗表》里也是寄予期望，“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隐逸，以进贤良，屏黜奸谗，以厚风俗。”
诸葛亮生前留给蜀汉的人才，北有王平，南有马忠、张嶷和李恢，东有邓芝，中央有蒋琬等，将有姜维，他们对蜀汉都各尽其才，终生尽忠尽职，诸葛亮都没有看漏眼。在诸葛亮提拔的国家栋梁逝世之后，由于阿斗昏暗，德政不举，人才失缺，以致蜀汉衰弱，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违背了“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和“举贤求安”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