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

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兵进至五丈原。五月，吴主孙权亲率10万大军出击合肥，吴军大将陆逊、诸葛谨率万余士卒出江陵攻襄阳，孙韶等率领一支部队直扑淮阴。面对蜀、吴东西夹击，魏明帝令西线主帅司马司马懿坚守不战，自己则亲赴淮南。但明帝所率部队尚未到达寿春（今安徽寿县），略受小挫的孙权已经主动撤退，其另二路部队也迅速收缩。魏明帝“有征无战”，稳定了淮南。驻军五丈原的诸葛亮，因司司马懿固守不战，遂在渭水以南屯田，作出相机进进取的态势。八月，诸葛亮病故五丈原，蜀汉军亦撤退。〔1〕

吴、蜀军的西线主帅诸葛亮病故军中，“出师未捷身先死”，他自公元228年3月开始的6次北伐，就以“六出祁山”的故事流传千古。而东线主帅孙权，遇小挫折即撤兵罢战，似乎以此次配合作战为儿戏，遂令后世对其发动的多次击魏战役，也以儿戏视之。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说“孙氏则赤壁之外无大战也”，即说明连大学者也难免有此认识。从这一认识出发，不少人都认为赤壁之战有“一战定三分”的作用。

笔者以为，一项历史结局是参与此历史过程的人共同构筑的复杂的动态过程。仅经赤壁一役，并不足为三国鼎立莫定基础。世人之所以有“一战定三分”的误解，就在于忽略了其后的孙、曹间战争。其实，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孙权在赤壁战后，坚持了抗曹的政策，并不断在淮南发动进攻。为明此义，笔者试对建安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8—219年）孙、曹间淮淮南战事及影响作一考察。

一、牵动时局的“争合肥”

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08—219年），孙、刘、曹周旋了11年。其间，《三国志》中记载的孙、曹间围绕合肥的战役为8次，刘、曹作战3次。孙权主动进攻5次：为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十九年（公元刑毛年）、二十年（公元215年）、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动用兵力最多时号称10万。曹方主动进攻3次：即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十八年（公元213年）三月、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七月、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十月～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三月，动用的兵力最多时号称40万。8次战役中，2次为跨年作战，在11年间，合肥以南地区几乎是无年不战。

刘、曹间作战，一为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关羽进军襄樊被乐进击退．二在建安二十年，张飞在宕渠击退张郃。三是建安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刘备取汉中。可见刘备取益州前其主力有7年未与曹军交锋。

由此简单比较，可知赤壁之战后的11年中，孙、刘与曹之争，主要由孙方承担。

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在击溃曹军后的军事行动中，刘备南击长沙等郡，攻刘表旧部之弱敌。孙军北进．周瑜等围攻江陵．孙权率军攻合肥，与曹军抢夺长江北岸的要地。很明显，孙权的任务是设立长江防线，刘备的任务是巩固荆州南部。这一战役方向的分配，反映出孙权独据江北要地的决心。

合肥，为曹操所设扬州的州治，刘馥被曹操任为刺史后，“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2〕使一度空虚的淮南名城，又成军事重镇。孙权乘曹军新败，于公元209年初亲率大军围攻坚城合肥，另以张昭为偏师，出击当涂（今安徽怀远县东南）。孙军攻合肥，击当涂，战役目的是开拓合肥东、西、北三面的用兵空间。如果孙权进占合**取寿春，再沿淮河水系东出北上，曹方的徐、豫诸州等地，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孙吴军不仅独据长江天堑，还可兼得淮河运兵之利。就是为争这一步棋，在周瑜尚未攻占江陵时，孙权便挥兵攻坚城合肥。由于据合肥、当涂的曹军坚决抵抗，吴军进攻失利，孙权围城百余日后撤兵。此次进攻，孙军没有取得预想战绩。

孙权出击淮南战绩虽不如意，但从“造势”的角度看，相当成功。孙权对合肥咄咄逼人的进攻，不仅策应了周瑜对江陵的围攻，还使曹操感到江淮全线受压，守卫江陵的曹仁遂受命弃城北返。秭归以东的南郡（郡治今湖北江陵）、江夏（郡治西陵，今湖北黄冈西北）二郡，较完整地成为孙权囊中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