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楼

孙权围江陵，击合肥。使曹操不得不改取先稳定淮南的策略。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到合肥，一而面“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3〕一面令夏侯渊督率张辽等肃清依附孙权的地方反曹势力，至十二月，长期活动在江、淮间的梅乾、雷绪、陈兰诸部，被曹军击溃。〔4〕

曹操肃清地方势力，设置屯田等措施，目的是加强合肥防务，巩固巢湖以南地区，进逼长江北岸。孙权为应付这种局面，趁曹军修整的间隙．采取了以下措施：1、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将江陵交给刘备。吴军防线收缩至江夏、陆口（今湖北蒲析）。同年，取得交州（州治今广东番禺）。2、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筑秣陵城（今南京）。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由京口（今江苏镇江）移驻秣陵，称建业。3、迁都的当年，在濡须水上游修筑了濡须坞（今安徽巢县东）。这项措施，是实施收缩兵力，防北攻南的方针。让出南郡一郡，孙权就有了可用于机动的部队，由此而能南取交州。迁驻建业，加强了对基本根据地的控制。修筑濡须坞，扼制了曹军出巢湖顺濡须水临江的通道，巩固了长江下游的江北防线。这使孙权增强了对曹作战的能力。建安十八年，孙权以7万兵力在濡须口（今安徽元为东南）挡往了曹操40万众。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孙权从曹军手中夺得皖城（今安徽潜山）。七月，曹操即亲自赴合肥，欲夺回皖城。但双方相持到十月，曹操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便以张辽等7千人留守合肥，自己返回了许昌。将皖城地区暂时放弃。〔5〕孙权不仅保住了下游江防，也为北击合肥准备了基地。

次年，孙权为夺长沙等郡与刘备交恶，孙吴军未经大战，就迟迫刘备与其签订新的边界条款。孙权不等新签盟约的墨迹干透，即挥兵东击合肥。曹军将领张辽，率数百以逸待劳的战士，冲击立足未稳的孙吴军，孙吴军在初战中使丧失陈武等将领。孙权初战失利后，围攻合肥的底气不足，最后只得撤军。孙权为避免在撤退中发生混乱，本人走在全军后面，途中凡乎被张辽俘获。〔6〕孙权此次进攻虽受挫，却显示出其部队有击刘攻曹的机动作战能力。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曹操又亲率麾下名将夏侯惇、曹仁、张辽、臧霸等打击孙权，可说是集中了精兵强将。孙权再次将主要兵力集中于濡须口。孙权步兵设城固守，水军相机作战，张辽所率的前锋部队，因位置突出于众军之前，曾一度忧虑被孙军包围。战事延续至第二年三月，曹军仍无法攻破孙军防线，在春汛将至之时，曹操令夏侯惇等率26军退屯居巢（今安徽桐城南），战事就此结束。〔7〕

后人只看到孙、曹双方长期胶着于合肥地区，却无大战绩可言，故对这个地区的战事甚少留意。殊不知合肥、巢湖、皖县地区，对孙、曹双方都极为重要。如曹军得逞，上起柴桑（今江西九江）下至建业（今江苏南京）的长江，便暴露在曹军面前。曹军一旦与孙权隔江对峙，孙权柴桑以西的江北部队便形势险恶。反之，如孙吴军夺得合肥，曹方淮河南北地区则无宁日。魏明帝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8]就道出了双方争合肥的战略意义。

孙权不断在合肥地区挑战，对曹操的内政有何直接影响？史藉中没有说明。但可以断定，一个不断进击曹军的孙权政权存在，对曹操建安十三年以后的内政举措必有影响。史籍中记载较多的是孙氏对曹方军事上的影响。建安十六年，曹操令钟繇率偏师取汉中，就是不欲以主力西征，结果引起马超起晃兵反叛。后曹操击马超获胜后，不等西北平定，即东返，亦是顾虑根本受损。可以说，由于曹操在实际军事部署中，不能不将孙、曹对峙计算在内，遂令曹操不能全力对付西北马超及西南张鲁、刘璋等势力。这就延缓了他西进的步骤，给益州刘璋以喘息之机。曹操在规划总体战略时处处感到孙权的牵制，遂有“生予当如孙仲谋”的感叹，[9]这并非仅是对景生情，实是年轻的孙权给曹操军事统一规划造成了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