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楼

权、操合肥之争，阻滞了曹操建安十三年后的军事进程，影响其政治措施，就为刘备的发展创设了条件。

二、“争合肥”足刘备崛起的契机

人所共知，孙、刘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共同抗曹，现实基础是刘备与刘表长子刘琦合作，在政治上对荆州人士也还有些号召力，在军事上也有一定实力。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赤壁之战”一战获胜，孙权虽有了与曹操讨价还价的条件，却没有如张绣一样降曹。[10]如果孙权不想实现“建号帝玉，以图无下”的目的，就不需要孙、刘联盟了。孙权有目的，有需要，这就给刘备进一步崛起提供了机会。

孙、刘在赤壁战后继续合作的关键，是刘备承认孙权的主导地位，这在《三国志》中虽无明文，但有迹可寻。其一，有“勇而自大”之称的刘备，[11]在赤壁之战后扩犬战果阶段，南克长沙等四郡后，未自主向交州发展，却驻屯江南之公安（今湖北公安）。其二，周瑜认为只要刘备离开都队，调遣关羽、张飞无多少因难。《三国志·李通传》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通率众击之，……以迎仁军。”这是孙、刘联合调遣刘备部属的事例，故周瑜说只要将刘备软禁，“分此二人（关羽、张飞），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犬事可定也”。〔12〕周瑜自信能指挥关羽等，就是因有先例。其三，孙权给刘备补充了兵源。《三国志·先主传》中载，被曹军击败的庐汪雷绪，领数万人投向了刘备。而刘备当时布防地域，不会超越陆口（今湖北蒲圻）。[13]故没有孙权的允许，雷绪不可能超过孙军防线投向刘备。孙权自己兵力不足，却为刘备补充了兵力。其四，刘备进人江陵地区（即南郡的大部），是在把原属自己的江夏郡之夏口，鄂城交给孙权控制后才实现的。[14]可见孙权与刘备在划分防区时，取舍之间，是以孙权的意见为主。其五，孙吴方对刘备任免官吏，可以提出意见。《三国志·庞统传》中说，庞统任耒阳令，因疏于县政被刘备免职。“吴将鲁肃遣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洽申、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颐足耳。’”鲁肃扬誉庞统，固然与东汉末的清议之风有关，但鲁肃很快得知刘备内部的人事变动，并毫元顾忌地对刘备任免官吏发表意见，这就不能仅用刘、鲁关系好来解释，应是刘备在用人方面，对孙吴方有所许诺。有此五点，大致可说明在孙、刘联合之初，刘备仅有半独立性。

因刘备仅为半独立的军事集团，孙权将长沙等江南郡县交给刘备，就是将刘备军作为战略预备队。但他在首次攻合肥失利后，因合肥在曹军手中，如果孙权再失江北之地，夷陵（今湖北宜昌）以下的周瑜等部，就呈远悬之势，周瑜随时有彼曹军隔断的危险。孙权对此不能不预作布置。建安十五乍（公元210年），在曹军扫荡巢湖以南地区以后，孙权才采用了鲁肃的主张，不得不将这支预备队放到江防前线，刘备得以据有长江夷陵至陆口的江北防线。孙权“借荆州”给刘备，是为收缩兵力而实行的一变通办法。如果孙权已得合肥，江陵部队无远悬之危，孙权不会改变刘备军作战略预备队的任务。

刘备不惜放弃江夏部分地盆，积极要求承担江北防务，也另有深意。这不仅是要提高自已在孙、刘联盟中的重要性，亦是要隔断孙权与刘璋的直接接触。赤壁战后，刘璋与孙权、刘备均有联系，（按《三国志·蜀书》卷32《刘备传》裴注引《献帝春秋》，刘备有“今同压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等语，可推知刘璋与刘备、孙权有联系。）孙吴方不顾刘备反对，积极筹划进击四川，实有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可继续驱使刘备，并将其置于孙吴军监控下；二是离间二刘间关系；三是实现全据长江的战略。刘备未因交州与孙权发生龃龉，却显示出不许孙权西进的决心，用心不说自明。孙权由此也明白刘备终究是要完全独立，孙、刘关系急剧恶化。诸葛亮说刘备在江陵“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迸退狼跋”，[15]这里说的“逼”、“变”、“进退”，正道出了刘备由半独立到争取完全独立过程中的真实处境。不过从当时大局看，曹、刘间基本上无战事，孙极独撑东南战线，倍受曹军压力，毕竟给刘备造成了生存间隙。这也使他得到从容攻伐刘璋，扩大独立基础，摆脱孙权羁绊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