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楼

由此，可知孙权整体实力尚不敌刘表，更无论与曹对敌了。孙权实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实力增长缓慢。据《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载，孙吴灭亡时的户口数为：（王）浚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前辈学者曾将东汉时期的人口记录加以整理，孙吴辖境内的户口数在东汉时为20279**户，8492585口，远高出吴亡国时的记录[19]人口，在当时是体现经济实力的基本标准。孙吴辖境内的人口数如此大规模地下降，孙吴政权就缺乏能够直接调动并用于战争的人力与物力资源。据《三国志》记载，终孙权一世，他在一次战役中动用的最多兵力为10万。其将领则最多领兵5万。兵、粮不敷使用，是其根本性问题。

可我们应该注意到，孙权在历次战斗中都是集中兵力于一地，采取集团作战的方式，注意保持部队适时进退的先机，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在争合肥作战中更是实施进攻防御战术，避免作孤注一掷的战斗。因此，他的兵力虽先天不足，但在战役总体上能保持稳健作战的态势。他的部队虽有失利而未发生大溃败。这样，孙权就能在战场上保存其有限的兵力。这种以保存实力为主的作战方式，为他在战略上获得机动奠定了基础。

孙权因实力不足，未能抢在曹操之前占领荆州。到曹操大举南下时，为弥补借过的时机，遂采取了与刘表遗部及刘备合作的措施，并因此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此后，他为与曹操争合肥，连年处在备战、作战的境地中。为弥补兵力不足又不得不看着刘备坐大，在这双重军事压力下，他对境内“山越”的政策也以武力征服为主，故处处用兵，不可能有效地发展经济，其战争资源先天不足的状态，长期得不到改善。在此状况下，他攻击合肥可说是倾力而为，只是在战场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攻取合肥。

对这一点，诸葛亮有充分认识。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改年号为“黄龙”，蜀汉大臣中有人主张与孙吴绝交。诸葛亮批驳这种意见说：“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着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20〕诸葛亮否定了对孙权的“利在鼎足”、“力有余而利不取”诸议论，是以孙、曹作战的记录为依据。这其中，不仅涉及孙权与曹操争合肥的战事，也包括孙权在曹丕初期进驻襄阳，[21]后又在上起江陵下至广陵的千里长江抗拒曹方三路大军等战役，[22]甚至也包括孙权称帝前一年在合肥地区大败曹休的战役。〔23〕诸葛亮说孙权在时机适宜时必然会有动作，是以当时人分析当时事，其准确性比后人要高。他断定孙权目标远大，说孙权的战略目的并非划江自保，实际就肯定了孙权在对曹魏作战中是倾全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