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楼

推而论之，以诸葛亮对孙、刘关系内幕的真切了解，他对孙权争合肥给刘备带来的利益，是心知肚明的。他不肯明说刘备既能“应权遍变”，自然就不该强求孙权胶柱鼓瑟。但当他对蜀汉群臣强调孙权有“犄角之援”的作用时，透剖析了孙权战略目标与实力间的矛盾；强调了孙吴政权的存在对蜀汉利大于弊；充分表达了理解孙权的态度，却有意忽略了孙权与曹氏议和，这就说明诸葛亮对孙、曹议和自有见解。作为一个政治家，诸葛亮不认为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是个必须追究的问题。他看重的是孙权的最终目的与其对蜀汉有什么实际影响。

东汉末的政客军人中，有割据观望者，有想取汉代之者，真正提出先与北方鼎足对峙而后建帝王之业者，鲁肃可算第一人。赤壁一战虽暂时稳定了孙吴的局势，但并不能保证孙吴已立于不败之地，孙权的长远目标也远未达到。因此，孙权争合肥，近期目的是进一步稳定局面，根本意图则是问鼎中原。

可争合肥失利后，形势迫使孙权要维持与刘备的关系，这使刘备潜在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刘备在实现自已的目的中又成为孙权的新对手．孙权虽感到刘备的威胁，但继续攻合肥，在政治策略上仍有向刘备表示抗曹的作用。在军事上，则有可能在“攻敌所必救”中打击曹军，强化自己的皖北防务。于是，他明知合肥是曹军重点防御的城池，却仍将其作为核心战场，这样，即使攻城不能如愿，在政治上却可把握灵活处理孙、刘联联盟基本关系的主动权，在军事上亦能给曹军制造压力．孙权因攻合肥失利，实行了先自救而后发展的方针，采取了扶持刘备，阻滞曹操东下、西进的举动。这对他自己却又是利弊参半，孙权理想中的划江而治遂演化为三分鼎峙。这一点，王夫之曾用另一种说法表达过，他说，“权所难者，先主之扼其肘腋耳。[24]

后人多歌颂诸葛亮北伐，但诸葛亮北伐在三国槽鼎立局回形成之后，从创造与发展三国鼎足割据条件的角度说，孙权在建安十三年后进行的合肥作战则比诸葛亮北伐更为重要。可以悦，因孙权不断进攻合肥，才给赤壁之战后的局势提供了一种发展方向，甚至是制导了建安十三年以后的局势，对形成三国鼎立这种历史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陈寿在《三国志·孙权传》中说“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英奇，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势”，确实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不过后人将他记孙权“自擅江表，成鼎峙之势”这句话，理解为孙权的根本同的，便不仅曲解了孙权，也把形成三目鼎立局面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