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欧海盗Eric 

          魏晋南北朝部分（一）：三国篇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南北大分裂的时期，南北之间长期对抗之激烈，是作为处在和平时期的现代人的我们所远远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时期，几乎每一年都充满了杀戮，不断地流血、对抗，再流血，再对抗，其恐怖气息无时无刻地笼罩着整个北国、江南、西部。
    不过，这一个时期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民族融合，民族问题是三国时期也是相当敏感的一部分，如北方的匈族（即“匈奴”，但这个称号是带有严重民族歧视的蔑称，是一种污辱，迈入现代化今天的我们大可不必再使用这样伤民族感情的字眼了），还有羌族（姜维很有可能是羌族）、长期困扰东吴的山越、以及诸葛亮曾一度平定了的南蛮等等。这些民族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融合，其民族生活方式也与汉人同化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激烈的对抗，导致于暴发了无数次东讨西战南征北伐。笔者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北伐，因为北伐战事的意义是最为突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历来北强南弱，北方无论经济、政治、人口、武器、社会制度、文化遗产等等，都要远远地比南方发达了很多。秦始皇轰轰烈烈一统了中国，实际上那时的战国七雄都是在北方，南方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拿下的。
其二：南方地区温暖，南方人大多时刻都把力气花在种田或制盐上，不像北方地带环境寒冷，北方人为了生存，其打猎、捕杀能力无时不刻在锻炼，这样就导致了南方人在没有火炮与机关枪的年代，其战斗能力一直远不如北方。（各位看官翻开历史书看看的话，会发现很多时期北方人打仗时，其粮食供给是来自于南方的，尤其是清朝的时候。秦始皇都得给拥有几亩盐田的寡妇金几分面子）
其三：南方江河诸多，其运输业也极其发达，但骑马能力又很一般了，北方人善于骑马，在战场上跑起来威风凛凛，南方人的骑兵部队很多时候在北方人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南方人只能在水战上胜过北方，这就导致了南方人绝大多时候只能在防守战上依据长江之险获得胜利，而挥军北上却很少成功了，至今为止，基本上只有朱元璋是最成功的。而北方人只要突破长江的防守，一般就能拿下整个江南，晋灭吴、隋灭陈、元灭宋等皆是如此。

    综合以上三点，南方并不是“只会守城”，而是他们根本不善于陆地战的特点所导致他们实际上只能“只能防守”，当然，刘裕、祖逖、陈庆之、岳飞和朱元璋等人是例外中的例外（实际上这些人的骑兵部队也并非强于北方，而是依靠智胜）。
    南方的崛起，要从孙权说起。孙权执政后南方的实力有所壮大，但还不足以真正意义上和北方抗衡，仍然是得“联蜀抗曹”，才能勉强维持南北之间微妙的平衡。
    北方定都点也比南方多了许多，像北京、洛阳都要胜于南京、武汉。孙权是南京的开拓者，以后绝大多的南方王朝都在南京定都，但几乎没有一个南方王朝能够统一全国，领土最大的宋朝也是一个相当狼狈的王朝，不但领土连年丢失，还得对北方称臣。朱元璋曾在南京定都，但统一全国后，也就把首都从南京迁移到了北京。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国家包括了：东吴、东晋、南宋、南齐、南梁、南陈；北方的国家包括曹魏、西晋、北魏、北齐；西部的国家包括了：西蜀、北周。除了西蜀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以外，绝大多数北伐的主角都落在了六朝——即江南身上。北伐战争可谓充满了各样的传奇故事，南北双方都在为自己的国家热血奋战着，南方人在努力探求一次由南方人来统一全国的机会，北方人则在全力地保卫自己的家园，彼此之间相互展现智慧。
    北伐战争的结局往往相当令人悲痛，每次北伐都是轰轰烈烈地开始，最后悲壮地告终，魏晋南北朝期间，从一开始的孙权北击合肥痛失几名大将，到之后的诸葛亮兵出祈山病逝五丈原，到东晋祖逖的力图复国劳而无获，到南梁陈庆之的七千兵卒勇闯魏国首都结果却因统治昏庸以失败告终，再到后来陈朝老将吴明彻征讨北齐客死他乡等等，无不是如此。在这么多次北伐中，陈庆之的北伐相当有意思，因为陈庆之的白袍战队只有7000人，却稀里糊涂稀杀到了北魏的老家洛阳，直把北魏那位没有实权的皇帝吓得逃往了河北，从而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迹。可惜陈庆之的才能展现的太晚了，此时梁武帝已不再具有雄心，变得昏庸无能，整天就只想着做和尚，当陈庆之向梁武帝要求增派援兵的时候遭到了拒绝，结果导孤军深入，7000人全军覆没，所占领的城池一一被收回，梁武帝就这样毫无道理地把一支精锐之师给白白葬送了！不过陈庆之并没有死，北齐景侯叛地乱后雄纠纠地大军南下，结果被陈以弱胜强打得满地找牙，这是后话，且与北伐无关，不多提。

    提起北伐，不少人都会认为：我国古代第一次北伐发生在诸葛亮兵出祈山期间。实际上并非如此，孙权的五次合肥之战却是比诸葛亮的北伐还要来得早些。
    如果说“赤壁之战”为三国鼎立提供了条件，那么“合肥之战”则促进了三国的形成。
    有些论文曾对“合肥之战”和“赤壁之战”的先后顺序提出了质疑，问究竟是赤壁之战先还是合肥之战先？答案都是。因为孙权称帝前一共有五次北伐中原，其中一次便发生在赤壁之前。
    由此可见，人们历来认为孙权只想坐稳江山，无心图大业的观点是相当片面的，孙权在北伐这一点上也是非常激进的人物。对于孙权北伐所带来的响，讨论起来，也是十分有趣的话题。
    孙权北伐的重心中心发生在合肥上面，合肥是赤壁战前后孙曹刘三家争夺得异常激烈的战略地点之一（另一处则是荆州），在这里先后发生了8次战争，历时长达11年（208~219年），可以说几乎连年战火不息。其中曹操出击为3次，孙权出击则为5次，刘备则因各种缘由在这几年间并没有与魏国发生过多少战争。

    第一次北伐发生在孙权27岁的那年，即在赤壁之战即将开打的前一刻。曹操获取了荆州后曾写信给孙权，令孙权将其子带来给他作为人质，否则就挥军南下，孙权不答应，因此得罪了曹操，曹操立即招集人马，号称80万大军——实际上是30万（演义中则为80万，而号称100万）。此时孙权已感到危机四伏，于是决定拉拢近在当阳的刘备。当时刘备新败，正值被曹操所追击（刘表死后，曹操立即进攻荆州，刘备因此败逃），孙权立即派兵出击合肥牵制曹操的军队，并派鲁肃前往当阳说服刘备促成孙刘联盟。出自共同的利益，刘备欣然答应了孙权的要求，同样也派使者诸葛亮回应东吴。曹操由于受到了孙权的挑战，马上派兵转过头来攻击合肥，孙权见成果已到，立即退兵到九江，第一次北伐也就此结束，时间虽短，冲突也不大，但却是比较成功的一次，其处事态度果断坚决，为之后的赤壁之战打下了伏笔。
    第二次和第三次北伐发生在赤壁之战后不久，由于两次战争时间拉得很紧（210~216年），且两次作战都极其激烈，所以放到一起来讲吧。这一次曹操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加强对合肥的防守与作战，吴魏双方关系陷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吴国首都告危。面对这种情况，孙权将不久前刚攻下的江陵等地区暂时“借”与了刘备，意让刘备牵制曹操，刘备认为获得荆州有利于截断孙权与刘璋的联系便因此派兵前往占据，东吴的防守缩到江夏一带。此后孙权开拓南京（建业），并南征拿下了交州等地区（今广东广州地区，由此可见，孙权一生并不只将领土到荆州一带而已），加强对江南一带的统治，东吴力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巩固了南京政权。
    213年，孙权在濡须口以7万军抵挡住了曹操的40大军。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孙权乘船亲自前往曹营探明虚实，曹操下令放箭，结果箭支射在了船只的侧身上，孙权的反应倒很机敏，为了不使船倾斜，孙权令部将把船只调过头来使得船身另一面也受射箭，顺利保持了船的两边平衡，当曹操看到此事时不由地望江兴叹，对这个小了他多达26岁的年青君主的临危不惧赞叹不已。这就是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原形了。（孙坚以前也“草船借箭”过，笔者怀疑孙权是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灵感）
    214年，曹操见双方形势没有多大转变，于是亲自前往督战，但双方再相持了将近一年后，仍然没有改变多大的局面。此时曹操北方战事告急，马超、韩逐起兵攻魏的意图有所显现。曹操为了保住合肥，便不惜派张辽、乐进、李典三位大将领7000兵力驻守合肥牵制孙权。
    215年，孙权趁曹操忙于北方战事之际派5万兵力出击合肥，张辽等人英勇作战，终使孙权连攻多日不下，被迫辙军。就在孙权退兵的时候，张辽率800兵力出其不意地前往攻击足步未稳的吴军，孙权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大感震惊，为了避免已军慌乱，他令军队加速辙离，本人则走在军队的后头亲自断后，差点被张辽所擒。孙权此次作战，为他的年青气盛付出了代价，合肥确实是座易守难攻之城（合肥可谓是个“天然水城”，这个“难攻”可不是一般的难，请参考两晋和南北朝期间的合肥战争），但这并足以成为孙权全都的借口，在出击合肥前，孙权血气方刚，拒绝等待援军的到来，要求身先士卒亲自前往前线作战，结果太过糙急反而被张辽杀退，如非周泰等人前来救援，后果恐怕不堪设想。部将张弘事后对他进行了批评：“主公持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上场杀敌，是偏将之责，非主公所宜也。主公应保全自身，发放号令，怀王霸之计。应以战略、谋划为重，不该随便以身犯险。今日宋谦（孙权的侍卫）之死，皆主公之过也！今后切宜保重。”孙权听后便自我批评道：“是孤之过错，从今当改之。”孙权勇于自责的作为，为争取将心赢得了良好的基础。（此后甘宁“百骑劫魏营”的壮举，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216年，曹操击败张鲁后再度亲征孙权，夏侯敦、曹仁、张辽、臧霸等将领随军出战，声势可谓浩大，孙权再次出兵于濡须口，将张辽的部队包围起来，双方的军队再次相持不下，彼此对抗了几个月后，曹操不得不退军，此次战事至此终告结束。
    第二、三次北伐其竞争极其激烈，双方互有胜负，孙权阻滞了曹操的军事进程，客观上也为刘备提供了开创事业的好机会，果不其然，刘备把握住了时机，接下来的几年里进军益州，蜀国逐渐成立。此次北伐孙权因为年青勇敢几次机智地击退了曹操的大军，但也因为年青气盛在围攻合肥时却犯了低级的错误，几乎导致致命，这对孙权来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好在过后孙权能够引以为戒，没有再次犯下同样的过失。而张辽之英勇实在令人佩服，曹操为了牵制孙权，大胆动用了张辽等大位大将，最终张辽等人果不负众望，成功地守下了此城。另：也许是罗老先生对江东史不太了解的缘故，关于孙权甚至整个江东人士的功过并没有多提及到，而孙权与曹操长达10年的激烈对抗，罗老草草几笔带过，只“收录”了孙权与张辽对阵的那次，而罗老对这场战争的描写也不够准确，总让后人产生“张辽800兵便全歼孙权10万军队”的错觉，这实在有点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太史慈也莫名其妙地在这场战斗中死去，事实上，太史慈早已在赤壁之战前206年便已病逝了，那时就连第一次北伐都还没开始，并没有可能在合肥战役中与张辽交手的；同样赤壁之战中曹操兵败的数量也从历史上的15万“演变”成了演义中的80万，其描写过于夸张之至。演义中对这两场战争的描写只是艺术家的手笔，我们当然不能当历史来看待，不过在这两场南北大战中，周瑜和张辽的智慧与勇敢，我们仍然不可否定。
    第四、五次北伐发生在217~219年，但这两次北伐却草草地结束了，主要是因为内患。此时周瑜早已病逝，诸葛亮趁孙权北伐时煽动吴境内的山越民族起来造反，当时刘备正在蜀川忙事，孔明此举用意大概是为了牵制东吴（站在政治的角度上来讲，笔者我并不认为诸葛亮有什么错，这完全是出自于集团的政治利益，与诸葛亮的个人品德无关，这不影响我对诸葛亮的评价）。山越一直是吴国的内忧，吴人与越人之间的仇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形成，到了三国时期，越人的生活虽然还停留在了战国时代，但武器打造却变得先进起来。孙权考虑到避免内外受敌，不得不退军回国平息山越的起事。第5次北伐孙权并没有获得多大建树，由于江南尚未开发，环境荒乱，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内乱未平，天灾连连，其实力远远不如北方，经不起连年征战，因此孙权决定生息养国，亲自带头耕农，第5次北伐也以此而告终，等到下一次北伐已是陆逊崛起配合诸葛亮进军中原的时候了。后人说吴国鼠目寸光，对蜀国的国难袖手旁观，这样的说法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相当的片面，根本没有考虑到东吴的国情与处境（尤其是“钱”这重要的战争玩意，是历来人们在讨论战争时最喜欢忽略的），直接就大开金口对吴国加以指责，实在非常的不切实际。
    综合以上，长达十年的吴魏争战，除了留下一些动人的故事以外，吴魏两国都并没有得到实际意义上的好处，两国的边疆彼此没有进展。刘备是最大的赢家，吴魏两国打得火热的时候，给他提供了将势力扩展到西部的机会；孙权有得也有失，吴国毕竟是弱国，从综合国力上来说根本和魏国没得比，但吴国却长年在魏国前屹立不倒，孙权在这十年中面对强大的魏国，并没有丢掉父兄留下来的江山，从以弱制强这点上来看，吴国的战略是赢了的，孙权可谓一个强者，“真正的强者不在于压倒别人，而在于每次摔倒后仍然能够爬起来”。吴国失去了统一江南和蜀川的机会，孙权曾和刘备商量一起进军蜀川，刘备答应了，但进军蜀川的时机一旦来临，刘备是不会去鸟孙权的，刘备进川后，孙权恨之入骨，吴蜀两国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一步一步地爆发出来……不久后吴蜀关系的矛盾日益激烈，已到达了一触即发的恶劣程度，刘备派兵于公安，孙权向刘备讨还南郡遭到拒绝，一怒之下派吕蒙用武力的方式将南郡强占了回来，吴大将甘宁与蜀大将关羽派军立于江面两边对峙，孙刘关系空前紧张。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孙权派鲁肃前往说服关羽，鲁肃果不负期望，他依靠自己杰出的口才说服了关羽，最终使得孙刘联盟得以继续维持。后世人常批评孙权先挑起孙权联盟的破裂，实际上人们在严重忽略了一点事实，孙权在北伐战役前后，并非以图江陵为目标，孙权也为避免孙刘联盟完全破裂作了保留。至于夺荆州，这在政治家的眼光中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荆州无论对孙权还是曹刘二英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地点，谁也不想乖乖地拱手让出。而孙刘二家始终只是“联盟”，是“两家”，而不是“一家”，孙刘之间只是共同的利益，谈不上“手足情深”、“你情我愿”、“同舟共济”、“心心相印”。孙权当日“借”荆州，是出于“政治需要”；接着“讨”荆州，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后来“夺”荆州，仍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再后来孙权在向曹操靠拢袭取荆州，亦是“政治需要”，更后来孙权称帝后又捅魏国一刀和诸葛亮遭次联盟，依旧是出于“政治需要”，无论孙曹刘，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这一本质，都是在坚持遵循这条定律而已，荆州争夺战的爆发，是吴蜀矛盾激化到了极点的最终结果，要说“责任”，那么双方都有“责任”，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孙刘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其联盟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并不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家常好友关系。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言：“政治没有永远的朋友与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为防止曹刘走到一起，孙权只有动用弹性外交加以防止，而为了保住江南、发展江南，孙权也只有向稳住曹操暂时向魏国称臣，避免吴魏两再度发生激烈的冲突，消耗不必要的战争物资，给自己留个空间和时间发展国力，等时机一到，国力增强了，再向魏国举反旗（事实上孙权真的这么做了，详见他对曹丕和其子干的“好事”）。刘备也差不多是这样，从侧面的角度来讲，孙权不断地攻击合肥，也给刘备攻占益州提供了条件。曹操破张鲁后，刘备正在攻打长沙，此期间刘备没有被曹操所攻击失掉益州，这和孙权也有直接的关系；至于曹操，他则是输家，吴魏十年争战中最大的输家，他原本大有统一全国的机会，但他都错过了，三国一旦形成，就意味着曹操的失败。
    五次北伐战争告终了，但北伐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孙权称帝后来还有北伐过，在这里只说他称帝前的。孙权装疯卖傻、能屈能伸，希望别人认为他是块没有志向、鼠目寸光、不思进取的软骨头，但曹操是个富有长远眼光的英豪，他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就上孙权的当，从而去轻视孙权了。“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不少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搞不清楚曹操为何要这么说，甚至不明白曹操究竟是想赞扬还是想贬低孙权，还有人说“后世人就凭此一句话就将孙权列为人杰，简直滑稽之极！”。实际上，这句话是因为曹操四处征讨，同时却又受到孙权连年咄咄逼人的挑战与牵制，导致自己的军事进程放缓，内心所发出来的真实感概，而不是嘴上随便说着过过瘾的。且孙权有此宏图大志，坚持抗战，见识多广的曹操面对着这位年青的后辈，怎能不将他与刘表、袁绍的儿子拿来相比较一下呢？怎么会不希望孙权就是自己的儿子呢！曹操老年时，面对江东人士的顽强，他已知自己再也无力南下夺取江东了，“生子当如孙仲谋”正是曹操此时的真心感叹与自嘲。
    孙权的北伐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已迈入现代化的我们，当然不能像以前一样，一味地尊刘贬曹轻东吴了，三只眼看三国，自然就能思考出我们所不知道的三国世界，从而不会永远地被一种观念所束缚。最后，我想把这5次北伐中的三位英杰人士赞一番，由于孙权是北伐的主角，所以就先赞孙权吧。

赞孙权：在五次北伐中，孙权头脑冷静，在内外皆有忧患的情况下，多次以弱制强。犯了过失后勇于自责，赢得将心。大胆决策，动用弹性外交，为巩固东吴政权打下良好的基础。
赞曹操：面对南北皆乱的情况下曹操仍镇定自如，处事稳如泰山，北击马超、韩逐、张鲁临危不乱，南敌孙权不惜动用良将精兵加以牵制，不愧为一代名君。
赞刘备：善于把握时机，在削弱吴魏二势力的问题上当机立断，趁孙曹二人南北大战和曹操忙于北方战事时立即夺下益州，蜀国由此得以开创。

    孙权的前5次北伐我就写到这里吧，有时间的话我会对其加以修改和补充。这篇文章是笔者个人整理的，当然免不了会有错误，不过笔者也尽量写得真实了。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本意就只想从客观的角度上去看待合肥之战的本来面目，希望大家不要说出“已被认同的事物再反驳是没用的”这般消极的话，若真这样，人岂不是永远不会有进步了吗？笔者以为，开创一个新的幼稚观点，要比保守一个旧的传统观点要来得有进步性。笔者我写了这么多字都不消极，各位看官何必比笔者还要消极呢？当然，这些字数，比起那些文学家们来说那可就是九牛一毛了。
    关于孙权北伐，上次“中华三国在线”的小关平希望笔者能够把后来的东吴北伐也给写出来，但笔者对此目前也是有心无力的，因为无论是网络，还是书籍等等，由于历来人们对江南历史不是那么的感兴趣，其研究自然也比北方史少了许多，所以资料笔者我也无法拿出多少，手上所有的资料也不齐全，有些内容还很模糊，年代无法确定，这些都给笔者整理带来了困难。但笔者当然没有放弃过把这些资料给补充完整，一来是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北伐的故事，二来也是为了对得起我那长长的几万个字，我可不想这么就白写了啊。还有就是修改我那篇《论孙权5次北伐魏国》，目前第4、5次北伐还写得模糊不清，有待修改。（后注：上边这些话是我在“中华三国在线”上说的，在赤壁风云吧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手头上的资料总算多了一点，因此就把文章重新大幅度地修改一遍了，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也希望自己在以后能够再整理得更好、更完整一些）

    说了这些，笔者只希望大家明白一点就够了，合肥之战的历史原貌并非像演义中的那样的，也没有演义中的那么简单，而孙权呢，他的军事才能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将才，但还是过得去了，至少他在水面上的作战能力就要胜于陆战，几次濡须口之战中，孙权也曾有以弱制强过。实际上，孙权更适合当谋略家而不是冲锋陷阵的人物，对此孙策和张弘都说明过。孙策占据江东的时候，孙权也在一旁为兄长出谋划策，孙策对此很是感到惊奇，那时，孙权才13岁。还有就是人们老是指责东吴对蜀国的北伐袖手旁观，这也是非常片面的看法，因为东吴根本吃不起长年累月的出外战事，不停几年下来生息养国，怎么为以后开辟新的战事呢？魏国面对比自己实力弱了许多的蜀国北伐——即诸葛亮兵出祈山，都得承住气忍下来，等时机一到就给予反击，何况经济能力比魏国落后得多的吴国！那时江南才刚刚开发，人口不多，国情恶劣，不利于战事的因素多如牛毛，要求吴国连年征战，这实在很强人所难。
    上边笔者也说过了，“如果赤壁之战给三国鼎立提供了条件，那么5次合肥之战则促进了三国的形成”，笔者也希望各位看官能够用正直的眼光去看待孙权的五次北击合肥，而不要老把思维局限在演义与志里边。（孙权的5次北伐时间发生在208~219年）

    接下来说的是关羽的北伐，对于这场北伐的是是非非，我想一心研究关羽的同仁们比我更有资格作评论，但党既然允许我们言论自由，那我也就发表一下不成熟的观点吧。首先是关羽北伐的时机问题，因为他失败了，所以历来人们批评他“时机不对”，写这一段之前，我去看了一点各网友的文章对关羽北伐的看法，有的认同“时机不对”论，也有不这样认为，而将所有的责任塞在了孙权身上，说“完全是孙权破坏了关羽的北伐”。这些一味地强调谁对谁错的文章让我看了后大吊胃口，不过有争论才有进步，不管对与不对，这样争论法是有意义的。此时我看到了诸葛武侯所写的《浅论关羽北伐的时机》，这篇文章很精简，但却写得很好，也很公正，作者一方面认为关羽北伐“绝非是完全不合时机的”，同时又对关羽的一些缺点作了说明。诸葛武侯列出关羽北伐期间曹魏方面的内部问题，包括“太医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造反的事件”、“发生了宛县守将侯音反叛的事件”、“钟繇所亲信的属下魏讽在邺城谋反”等等，从而说明了北伐“非完全不合时机”。我很赞同使用这种从双方的角度来观察评论的方式，很有人在评论一件事情时总只是单单看一方面，从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尤其是对手方），而诸葛武侯从双方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场北伐，不管说的是否完全正确，这都是相当好的，即使说的有误也能够比他人来得客观。很多人因关羽北伐失败而将其列为“草包”，这点我很难同意，这种观点大有“以一错掩大德、以一俊遮百丑”的成份，有失偏颇。关羽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北伐最终会失败，实际上还是败给了自己，这些在《三国志》中陈寿也有给予了说明（诸葛武侯的文章又有一处地方写得很好了，原文是“至于关羽的为人究竟为何，由于史书上人材料不多，所以后人大多以《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做为评论的主要依据。当然关羽的失败也是由于他本人的性格弱点所致。《三国志》中讲：‘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处理不好一些上级间的关系，这种人在现在社会中可谓为最不聪明的。还有‘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这样写道，我认为是比较确当的。”不难看出作者并非人云亦云地认识关羽“骄傲自矜”，而是在经过自己的思考后才对关羽的性格弱点作出了批评）。有些为关羽辩护的人认为责任应该完全归究于孙权，即使关羽和亲孙权，那么孙权迟早也会夺荆州的。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笔者亦认为东吴是不会乖乖地将荆州白白让给蜀国的，即使关羽和亲，吴蜀这场冲突也难以避免，但是要说“责任全在孙权”，那这就大有“推卸责任”的成份。如果关羽和孙权和亲的话，至少能够暂时稳住孙权，从而在北伐期间暂时不会受到东吴的“过度”干扰，像汉朝的时候，景帝就曾运用了和亲的方式暂时稳住北方“匈奴”，进一步地壮大汉朝的军事实力，使得武帝时能够更有效率出击漠北。关羽如果有考虑这一点的话，他就应该这样做，这时候万一孙权在和亲的情况下再“败盟”的话，那么孙权就出师无名了，恐怕将不得荆州人心。关羽没有和亲，造成的结果就是让不少人有了指责关羽的理由，容易让人产生“这是关羽先挑起”的看法，这实为关羽的一大败笔之处，污骂吴使，更是不明智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地激化吴蜀矛盾，尤其是在国际场合，这更是只会引起“外交风波”，此外不会有任何好处。而事实上，关羽在北伐期间犯下的毛病绝不仅仅只有和亲这一事儿，如他没经过孙权的同意，就擅自挪用东吴的物资，这对东吴来说简直是污辱，关羽始终对江东人士有着轻视的想法，这不旦暴露了他的又一个性格弱点，也为他日后的英雄末路埋下了伏笔……

    但是关羽仍不失为一位有作为的名将，我们不应该单单凭他北伐的失败就对其全面否定，还要从更多的方面去评价他，否则目光浅短的就绝不是关羽了，而是你这位“大评论家”了。似乎“一杆子打死一船人”是历来人们评论事物很喜欢犯的生病——包括笔者也有犯过。（关羽的北伐发生在217～219年）

    在北伐事业中，诸葛亮的北伐是属于西部对北方的战事。关于诸葛亮的北伐，历来人们多给予赞颂，还大举文章说明了北伐的成效与意义；但也有人又把诸葛亮贬得什么都不是，把诸葛亮形容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这样把诸葛亮一下子捧上天，一下子贬入地，也真够折腾人的。
（笔者语：因为我大多精力都花在研究江东史上，而对于魏蜀两国就相对没有那么尽心尽力，魏国方面大多数人笔者至少还可以写得客观真实点，而蜀国方面基本上除了张飞、刘备、魏延等人以外就很少能有了，北伐事业中还要写到大名鼎鼎的诸葛丞相，真有令人紧张的地方叻~这样一来笔者当然无法最为客观真实地去分析了的，为了避免傲慢与偏见，笔者在描写兵出祈山和九伐中原时就仅用自己的个人观点陈述，而不像写合肥之战那样自主地发表笔者的原创观点，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原谅）
    受到演义影响的缘故，长期以来，我都一直以为诸葛亮的北伐是“六出祁山”，后来翻阅了《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后我才发现这种说法有误，在诸葛亮掌权后，和魏国之间一共发生过六次规模比较大的交战，其中五次由蜀国主动出击，剩下的一次则由魏国出击（下边会说到），而诸葛亮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到达祁山，其余的四次应为边境战才是。换句话来说诸葛亮是为“二出祁山”（或叫“五伐魏国”），而不是“六出祁山”。我不明白罗老为什么要说是六次，可能是为了渲染诸葛亮鞠躬尽粹的人格吧，但这却往往起到反效果，被人们拿来加以讽刺道：“六出祁山皆无功而返，神算？神在哪里？！”其实“二出”的诸葛亮更令人敬佩。
    诸葛亮的北伐，虽然存在着一些弊端，但更有其积极意义所在。弊端是经济消耗过大，这一点和吴国是相同的，蜀国也不是一个经济比魏国更加发达的国家；而积极意义在于：诸葛亮北伐的动机是为了牵制魏国。
    第一次北伐发生在228年，当时魏主曹否病死，曹睿继位，诸葛亮趁机向蜀主刘禅进表准备挥军北上，同时部署李严做后勤、陈列驻永安防东吴（再次说明了孙刘联盟只是出自于共同利益）、蒋琬总理内政。此时演义中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诸葛亮对宿敌司马懿深感担忧，于是派人散布谣言，迫使魏主暂时罢了司马懿的职位后，这才放心地挥军北上。关于这段，一些史书记载得不是特别的详细，笔者认为这一段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由此看来，诸葛亮为北伐可做下了不少认真的准备。
    对于诸葛亮的精心部署，魏国方面也做了相应，命夏侯懋镇守长安、令曹真、郭淮驻眉县防赵云的军队，派张郃率50000军队西拒诸葛亮。魏国如此部署，其理由在于坚守，待国力强大后再反击蜀国。这样也可以从侧面看出诸葛亮北伐的积极性。（导致魏国采取防守战的还有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吴国此时还“蠢蠢欲动”，常派兵到吴魏边境与魏军对峙——实际上，在诸葛亮北伐前一刻吴魏两国已有交过一次战了，只是在演义中没有记载出来——诸葛亮北伐期间，吴国虽然没有与魏国正面交战，但两国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随时有可能造成军事摩擦，正因有此担忧，魏国打算用比较稳重的方式来牵制吴蜀两军，吴国对蜀国的北伐“袖手旁观”这种双重标准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人们要么就渲染得神乎其神，要么就贬低得一文不值，两面极端，很少有人愿意客观公正地去评价他。其实诸葛亮的才能虽然不至于到妖人的程度，但也不会什么都不行的。诸葛亮善于治军，但用兵方面很是谨慎，这一点就连三国演义中也没有否认（见司马懿之言）。而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有所失当，这个失当并不是说诸葛亮用了无能之人，而是诸葛亮并没有让其人尽其才。如马谡，其实马谡适合作为谋士，而不适合作为前锋。他作为一儒之将，即使不胆怯，想要像张飞、赵云那样勇猛地冲锋陷阵，那是很苛刻的要求。虽然说历史上还有像陈庆之、曾国藩那样连马都不会骑的人都能去前线打仗，但并非每个儒将都能办到如此，毕竟陈庆之、曾国藩只是少数中的少数、例外中的例外罢了。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为严明军纪斩了马谡，临阵斩将，这又是诸葛亮的失误了。当年魏将张郃败于张飞后，曹洪曾想斩了他，但考虑到张郃是曹操的爱将，便给予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果然，张郃后来成为了诸葛亮北伐中的一大障碍，诸葛亮最后还得依靠智谋才能除掉张郃。而诸葛亮在这个人才紧缺的时期，却没有宽恕马谡，这实在很难以说服人。当然，历史上诸葛亮究竟有没有斩过马谡，这是个问题，有些史料是说马谡后来受罚入狱，结果诸葛亮还没来得及赦免他就病死在了牢狱里。如此看来，关于马谡之死也不能全怪诸葛亮了，演义中写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可能是为了说明诸葛亮严明军纪吧，但这却历来成为倍受人们批评的地方。

    接着在230年魏蜀两国又发生了一次交战，魏国曹真没有依天时地利就进军蜀国，天下大雨、道路艰险，诸葛亮派遣魏延、吴懿北上大破魏军，魏延斩了敌将王双首级。这一次交战，蜀国是属于防守。（正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从后来邓艾灭蜀时还得翻山越岭不难看出蜀道之险，西晋时期来到蜀地的李特也曾叹道：“刘禅有此宝地，却不懂得珍惜！”，历来人们总是称吴国“有长江之险才得以保存”，从而加以贬低，但受“正统”思想影响之故，为了维护蜀国的形象，似乎对蜀国的“蜀道之险”又有意忽略或“不太敢”提起。）
    第四次北伐发生在231年，魏国派费曜守上圭，其他的将领全部前往救祁山（从这来看，魏国是很重视祁山的），这次诸葛亮决定除掉司马懿这个对手，亲自率领军队挑战司马懿，但司马懿据除坚守不出，诸葛亮求战不得，双方再度相持了好几个月，蜀军再一次粮绝退兵。
    第五次也是诸葛亮人生最后一次北伐发生在234年，这次诸葛亮为好避免与之前犯同样粮绝的错误，用了三年的时间来治理国家，准备充足以后约兵东吴一齐出师，再度挥军北上，这一次，诸葛亮的军队多达10万人。蜀军进入陇东后在眉水县与曹真、司马懿对垒。之后诸葛亮又驻军五丈原，想要利用渭水两岸来切断关陇要道，创造有利态势来歼灭司马懿。这次军饷较为充足，诸葛亮打算与司马懿对峙下去，但百余天后，诸葛亮就因积劳成疾病逝了，享年54年。诸葛亮死后，设计骗过了司马懿的追击，大军最终安全返回了蜀国内。
    演义中第103回中，诸葛亮与司马懿在葫芦谷会战，于是引发了诸葛亮放火想烧死司马懿，最终司马懿被一场大雨救回的情节，当然，这场战役是虚构的，有的演义版本中说到诸葛亮放火的同时也想把魏延给烧死，有的版本则没说到，这是不是罗老的原创，笔者就不清楚了。但诸葛亮是没有想过烧死魏延的，这点也要澄清一下，诸葛亮究竟有没有想过要杀魏延，笔者仍然是置疑重重……
    诸葛亮北伐的意义何在？以前有人发过一篇文章，说诸葛亮的北伐也给魏国带来了经济损失，从诸葛亮死后，三国之间维持了好些年的“和平”来看，这种说法未必没有可能成立。有人说“这不过给诸葛亮北伐失败脸上贴金罢了，损失了可是蜀国！”笔者仍然不赞成这种极端的言论，的确，诸葛亮的北伐是很消耗物资的，但和魏国的经济是否受到了损失并不相冲突，至多说这是两败俱伤的局面，而不是说蜀国损失了的话，那么魏国就没有损失了，这种说法不成立。当然，笔者这么说只能代表个人观点，希望不会伤了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的自尊。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诸葛亮当初北伐的时机是选在魏主曹丕病逝的时刻，这样看来，诸葛亮的北伐仅管后来失败了，但北伐的动机仍然有积极的一面，的确，曹丕一死的话，魏国就进入了紧张时期，诸葛亮想要在这时趁虚而入，也并非没有依据。这些在上边也说过了。
    诸葛亮真正能人的地方显然是在治国方面，历史书上说明诸葛亮和张飞是当时蜀国人最为崇拜的人物，这样看来也并非没有道理的。（诸葛亮的北伐发生在228~234年）

    与诸葛亮北伐同一时期，陆逊也参加过北伐，这发生在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的同时，陆逊并没有成功，演义中对陆逊的这次北伐轻描淡写，只说陆逊见北伐已无成功的可能性，于是就设计退军了。这一点与正史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当时主要是因为陆逊认识到魏国会东下，于是赶紧退军回守如此这般。对于陆逊的这次北伐，笔者暂时不想多做评论，等以后关于东吴北伐的资料多了的话再一齐说明吧。
    接下来到了236年，孙权再次北伐，派陆逊和诸葛瑾负责攻打襄阳。但途中却出了事故，陆逊的亲信韩扁在带着奏章准备去向孙权报告的路上被魏军所抓获，这下可惊动了诸葛瑾，他马上写信给陆逊说道：“主上（孙权）已经返回，但敌人却抓到了韩扁，我们军内的虚实将会暴露无遗。现江水干涸，我们应当尽快撤军！”陆逊没有给他答复，还叫人种蔓菁和豆子，像往常一样地同众将下棋、射箭，表现得很优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陆逊和属下们的关系处理得很不错）。诸葛瑾很信任陆逊，但他再也坐不住了，想知道陆逊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原因，于是亲自前往会见陆逊，只见陆逊很气定神闲地说：“敌人知道主上已回去，他们没什么好担忧的了，可以聚集全都力量来对付我们。我军把守着要害地带，我们是将领，应该用自己的镇定在给士兵们安定信心，如果我们先乱了，那么士兵们该怎么办？现在我们得采取应变策略，然后退出营垒，如果现在就表现出退军的意图的话，那么敌人就会认为我们在害怕，他们将会全力来追击我们，到时候我们可就必败无疑了。”两人于是商定了计策，由诸葛瑾率领船队，陆逊率领陆军向襄阳进攻。敌军看见陆逊的部队来了，马上退回城内防守。诸葛瑾率船队撤出，陆逊则从容地整理好队伍虚张声势，然后步行向船队靠拢离去，敌军不敢追击。

    到了白围，陆逊以打猎为由在此安扎了部队，但却暗中派周俊、张梁等人袭击了魏国江夏郡的新市、安陆、石阳等。石阳当时市场兴旺，吴国的部队突然杀到，人们都吓得赶紧丢下财物逃进城里，但逃进城里的人太多了，城门被人流堵塞得关不住，守城的人没有办法，只好杀了后边未进城的百姓强行将门关上。在这场交战中，吴军俘获了魏军士兵1000多人，陆逊对他们都给予了保护并加以安抚，并允许他们回去自己家人身边，使其“感恩戴德”。
    对于江夏，陆逊还没有闹够。江夏太守逮式与文休（文聘之子）不和，陆逊得知后就给逮式写了封“回复信”（逮式并没有写信给陆逊过），信上边说到：“你跟文和结有仇怨势不两立，听说你答应要来归附我们吴国了，请定好日期吧，要慎重行事，我派人来迎接你。”陆逊写完后把信丢在路上，伪装成是丢失的样子，结果被逮式的士兵拿到，这下子对逮式来说可是个大事件了，士兵们见自己的上司是个“背信弃义、有负朝廷”的人，于是不再亲附他。逮式为了保住官位，赶紧将家人送到洛阳去作人质，但朝廷还是放心不下，他最终还是遭到了罢官免职，陆逊这招玩得可谓阴险。
    关于陆逊还要说明一点，那就是陆逊后来的命运。孙权的一生是明智的，但晚年却变得犯忌君臣，不少臣子受到迫害过，陆逊就是其中之一，对于陆逊的死，史书上写得很文雅：忧愤而死（说白了就是“气死”）。他的死孙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管这个责任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孙权死后，吴国进入混乱，继承者中再也找不到和他一样才干的君主了。孙权19岁就能击败内贼的叛乱登上王位，但孙亮却无法，导致成这样孙权也要负责任。吴国下一次出击，已经是再后来的事情，即陆抗与晋军的作战，但那时孙皓专权，已经晚了。（陆逊的北伐发生在234～236年）

    再说说姜维的北伐，姜维可是九伐中原的，其次数之多甚于任何人，历时长达25年。同样是北伐，人们却对诸葛亮的姜维两人的北伐有着不同的评价。这一来的确是姜维有着给蜀国雪上加霜的成份在内，但另一个方面，人们评论事物也带有双重标准的嫌疑。
    演义姜维成为了诸葛亮的弟子，正史这并没有记载，只说了姜维是依照当年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来进行的。不过诸葛亮死后，整个蜀国中能对魏国用兵的，确实只有姜维了，蜀国已达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紧张状态。
    姜维九伐中原中，其主要对手为邓艾，两个人都是智勇双全的将领，彼此之间交手很多次，且互有胜负。实际上，对于姜维的北伐，罗老的描写是相对较为真实的，姜维在九次北伐中，与郭淮、夏侯霸、陈泰、邓艾等人在甘肃地区的沓中、南安、天水、上圭、狄道、临洮、襄武一带不断地周旋，而当蜀国有难时，他又不断退守当年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时拿下的阴平、武都，还有平阙、乐城、汉城（此汉城并现在韩国那个汉城）等地带以卫汉中，可谓奔波不断！
    姜维北伐中原后，魏国大军反击，展开灭蜀行动，此时姜维在舍阳平要塞和汉中两处地方进退两难，而魏国又三军南下。和李秀成想做太平天国的独木一样，姜维也做了独木想要支撑起蜀国这个即将倒塌的大厦，但什么都晚了，姜维最终还是改变不了蜀国灭亡的命运。
    姜维北伐的千秋功罪：姜维9次北伐，其利是牵制了魏国，使魏国不敢对蜀国掉以轻心，一时间不会对蜀国大军征伐。而北伐中所取得的成效是相当消极的，一来朝廷给予姜维的兵力和军饷皆有限，二来姜维独木难撑蜀国的所有城池，使得姜维每次有所战果后都不敢久守城池。姜维的北伐也是消耗极大的，北伐时间之长给予蜀国很大的压力，姜维九伐中原后，魏国立即挥军灭蜀。但是蜀国的败亡责任并不能全部一律地推到姜维一个人身上。首先朝廷后期腐败，这个腐败当然不是像演义中的那样，仅仅指刘禅一个人；其次蜀中人才极其缺泛，姜维再大的能力也无法独挡全面。即使姜维不北伐，蜀国最后的综合国力是否真的就能在众臣们的治理下赶超魏国，这也是很难说的。（姜维的北伐发生在238~263年）

    陆抗的北伐是10年后的事儿。280年，晋灭吴后，全国形成了统一，但在这群不合格的开国君臣的领导下，全国很快又陷入了纷乱之中。西晋灭亡后，东晋政权南移定都建康（南京），南北大分裂进一步促成。
    在东晋时期还有祖逖的北伐，此次北伐是为了收复晋国失去的领土，但当时晋廷政权刚刚转移到江南，根基未稳，司马睿没法给祖逖多大的援助，因此这场北伐也以失败告终。在东晋时期当然还不止这一次北伐而已（如醒愠、刘裕等），东晋之后的王朝更是还有很多次北伐，南北之间的重点放在了合肥上边，“淝水之战”相信大家不莫生吧？还有钟离之战后裴邃的北伐，可惜君主昏庸，丧失了进一步夺取战果的机会，还有就是前边说过的南梁陈庆之7000人挥军连胜47战攻克32城的北伐，还有其他的北伐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留待下一篇《北伐春秋：魏晋南北朝部分（二）：两晋十六国篇》。

    古代人把南北问题看得那么重，是因为古代中国大多时期处于内战状态。如今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当然不用也不应该再去计较南北谁优谁劣了，而应该放眼看世界，否则只会把自己的视线停留在一个小地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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